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数量、人口聚集态势进一步增加。

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趋势日益显著，正在成为流入地城市稳定的就业者和居住者。

报告显示，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流动儿童比例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8%。他们虽然被称为“流动儿童”，却从未在老家生活过，生存状态与父辈完全不同。

报告指出，从政策发展看，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教师编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

这显示国家提出了新的政策目标，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从“两为主”转向“两纳入”，既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从地方实践来看，2008年之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整体改善和局部创新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各地逐渐开始实行积分入学、积分入户的居住证制度，从实践情况看，现行积分制入学管理的可供学位数远远不能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主要面向的是高学历的优势人群，低学历、低收入的农民工阶层尚难以受惠。

打工子弟学校是城市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入读公立学校而产生的特殊的民办学校。报告透露，一项针对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的跟踪调查显示，这些学生初中后的流向堪忧。

他们的高中（含职高）入学率不足40%，大学入学率不到6%。大多数人继续留在北京，从事各类低端服务业，还有13%-21%的人处于无业状态。这类初中毕业后遭遇升学阻碍的流动儿童，一部分回流到老家，面临着新的自我认知和融入问题。

这个群体中，也已开始“再生产”第二代流动儿童。他们面临的教育和就业的严峻挑战，对整个经济社会意味着巨大的人力资本损失。

为此，报告建议，扩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简化和降低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条件，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加大省级统筹，建立以流入地省级政府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体制；发展普惠性民办学校，改善和规范农民工子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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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缺失，学前教育品质低

“我们曾有过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显示，42%的家庭没有专供学生学习的书桌。”但令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建非忧心的是，这些孩子的家长有约70%认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也希望孩子成功，不要贫困代际相传。

在家庭教育方面，报告指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不利。

一方面，家长对孩子期待很高，但因教育观念落后，再加上综合素质能力较低、低投入，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

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教养方式单一，在意结果，不注重过程，孩子在学习方面出现问题时家长往往采用说教批评方式，甚至出现打孩子的现象；如重庆市59.3%的家长表示教育方式是说教批评。

据2015年在上海、广州及重庆三地展开的调查显示，学前教育低品质及家庭教育缺失是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两大主要现状。

子女入园难、入园贵是各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反映其所在地区学前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在幼儿园师资上，呈现“力量薄弱、流动性大”。在高强度工作量下，教师月工资整体不高。在此情况下，教师不仅对职业身份认同迷茫，也造成教师流动性高，以上海市为例，52.6%教师的教龄为1年以下，仅10.5%的教师工作时间超过3年。

报告建议，政府向“弱势补偿”转变，建议未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建设的主要对策应集中在加强各级政府主导责任；理顺各级各类管理机制；提升园所内部管理水平；引导扶持，扩大普惠资源及多方协同，探索看护工作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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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

推进异地中考政策的突破口

大城市流动儿童初中教育后的教育需求日益凸现。

中国科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政策所课题组2013年至2015年的专项调研显示，选择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是随迁子女的主要诉求。

从初中随迁子女来看，58.2%的省内跨县流动学生、51.8%的跨省流动学生明确希望能接受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其中有40%以上的学生明确希望接受高等教育。

报告指出，异地中考政策实施困难的原因与当前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户籍制度、高考制度、教育评价体系等密切相关。

报告建议，科学预测流入地接纳“容量”，进行前瞻性规划，系统评估异地中考利弊情况，不断改进高中阶段招生政策；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建立、完善高中阶段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投入机制，等等。

报告认为，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异地中考政策的突破口，既可以较好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继续升学和就业问题，也有利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