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一则标题为“女生深夜遭遇劫持”的帖子刷爆网络，作者弯弯（化名）表示，自己于4月3日晚上十一点在如家旗下和颐酒店（望京798店），遭遇陌生男子尾随及强行拖拽，险遭劫持。弯弯上传的监控视频显示，一名酒店保安在她呼救后赶到旁边，全程在场但未有动作，后来一名女房客拉住她的手，才未被拖入楼道，随着围观者增多，欲实施劫持的男子逃走。




（一）


2011年10月13日下午，广东省佛山市，2岁女孩小悦悦被汽车撞倒并碾过，7分钟内，18个路人经过，但无一人救助，最后被一个拾荒阿姨救起，但还是在8天后去世。事件发生后，国人纷纷谴责路人冷漠见死不救。后来，有心理专家出来解释说，路人的“冷漠”，其实是心理学上的“旁观者效应”所致。


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在紧急事件现场，由于旁观者的存在，个体的利他行为受到抑制，受害者得不到帮助。现场的人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袖手旁观，受害者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这种现象违背常理，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在场的人越多，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大。


“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的诞生，源于1964年发生在美国的一桩谋杀案。


1964年3月13日凌晨，纽约，28岁的女子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被一个持刀歹徒袭击，整个过程持续了35分钟，由于引起了女子的邻居的注意，凶手一度逃离，但很快又折返继续行凶，最后把她杀死。据报道，她有38个邻居目睹此事，但无一人出手相助或报警。


3月27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这件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民众和媒体展开了关于人性冷漠的大讨论，一批社会评论家也站出来发表高论，认为此案具有重要意义，冷漠已经成为大城市的一个特征，美国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冷漠的社会。由于媒体不断渲染，事情越炒越大，最后还出了一本书。


这些讨论引起了两个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塔奈（Bibb Latane）——的注意。他们研究了所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无人帮助吉诺维斯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的邻居多达38个——人越多，就越没有人去帮助受害者。因为责任被分散了。


心理学家毕竟不是慷慨陈词完就了事的社会评论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紧接着就是做实验来验证这种解释。科学上把这种未经验证的解释称为假说。


（二）


达利和拉塔奈找了一些纽约大学的学生做被试。按照惯例，他们隐瞒了实验目的。实验者告诉这些大学生，找他们来是为了了解他们的大学生活。实验的过程是，每位学生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相互之间用实验者提供的通讯工具通话，这种装置每次只允许一名学生讲话，其他所有学生都能听到他的讲话。每个学生有2分钟的讲话时间。


实验者把学生分为三组，让他们处于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这是这个实验的关键所在。第一组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只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二人组）；第二组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与另外两个人交谈（三人组）；第三组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与另外五个学生交谈（六人组）——当然，这又是实验者的“骗术”，实际上，每组只有一个学生作为真正的被试，其他声音都是录音。


实验开始后，被试首先会听到一个男生在讲话，他谈了一些自己的大学生活，然后提到自己有癫痫病史，尤其在压力大时容易发作。他讲完后，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就是轮到被试讲话，而在另二组中，可能是另外一些“学生”讲。一轮下来之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讲话，此时突发事件发生了——该“学生”开始讲话不久就“癫痫发作”，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求救的声音：“……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


面对这个突发事件，三组的被试会有怎样的不同反应？


实验结果是：当被试相信有其他人在场时，出手帮助的概率大大减小。第一组（二人组）有85%的被试实施了帮助行为——离开其所在的房间，向实验者报告情况——而第三组（六人组）只有31%的被试这么做。被试采取行动的反应时间也有显著差异：第一组的平均反应时间不到一分钟，而第三组接近三分钟。


实验结果清楚地显示，无论是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还是提供帮助的及时性，都随着“在场”人数的增多而迅速递减。两位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简称“旁观者效应”。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的机制之一就是“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面对突发事件，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有帮助受害者的责任；而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这种帮助受害者的责任就会扩散出去，觉得帮助受害者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在场的人越多，这种责任扩散就越厉害；在场的人越多，在场的每个人就觉得自己出手帮助的责任越小。


面对突发事件，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等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处于观望状态。每个人都以为别人已经提供帮助（别人已经帮了，用不着我了），或将会提供帮助（我不帮，总有人会帮），或应该提供帮助（别人都不帮，我为什么要帮）。这样的情形最终导致了旁观者的集体冷漠，而酿成悲剧。


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不仅帮助受害者的责任感扩散了，而且不帮助受害者的自责和内疚感也扩散了。“谁都有责任”最终变成了“谁都没有责任”。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让人深思。


（三）


除了“责任扩散”，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了旁观者的冷漠呢？小悦悦事件中，小悦悦并非被旁观者围观，而是18个路人相继走过她身旁，责任扩散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为什么无人出手相助呢？


达利和拉塔奈做了一系列实验，找出了旁观者冷漠的其他原因，提出了旁观者介入（bystander intervention）的完整模型。从紧急事件发生，到个体出手相助，必须经过五个过程，其中任何一个过程未满足，都将阻断助人行为。现在，假设你是一个路人，一个潜在的帮助者，让我们来看看这五个过程：


首先，你必须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件。如果你正在赶路，如果你脑子里在想着事情，如果路上拥挤喧闹，那么你很可能不会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事件。从视频上看，走过小悦悦身边的第一个路人就很可能没有看到血泊中的小女孩。


其次，你必须把事件判断为紧急情况。当你注意到事件之后，你必须对情境做出判断：这是什么情况？他需要我的帮助吗？


现实中很多情境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一个流浪汉躺在路边，他是喝醉了还是已经死了？一个女孩坐在树底下哭泣，她是被抢劫了还是失恋了？房间里突然冒出烟雾，是排气管泄露还是着火了？门外的尖叫声，是开玩笑还是有人被袭击了？


你必须做出判断，才能决定是否介入事件。没有人喜欢把正常情况误判为紧急事件，那意味着自己大惊小怪，而且很愚蠢。这种害怕难堪和被嘲笑的心理，称为“预期性焦虑”（anticipatory anxiety）。


设想一下，当你大义凛然地走向哭泣的女孩，询问她是否遭遇抢劫时，她却告诉你“我刚和男朋友吵架了”；或者当你快速冲出门外，准备制止袭击者时，却发现别人是在开玩笑，你会不会很尴尬？我们害怕自己反应过度，不愿“自作多情”，我们会不动声色，直到做出确切判断。于是就拖延了行动的时间。


当我们无法做出判断时，通常会参照周围其他人的行为。我们会看看周围的人的反应，以判断这是否是紧急情况——我们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其他人其实也在参照我们的行为。这样就导致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相互观察，通过其他人的表情和行为来判断情况；而如前所述，我们在确定情况之前会保持不动声色——结果就是大家都看起来若无其事，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于是我们就判断一切正常。


这种“每一个不明真相的人都通过其他不明真相的人来判断情况，结果依然是大家都不明真相”的现象，叫做“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它导致一个紧急事件被所有人解读为正常情况。


为了验证这种“多元无知”的情形，达利和拉塔奈做了一个“房间充烟”的实验。在实验中，被试在房间里填写问卷，有的被试单独在一个房间填写，有的则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填写（三人互不认识）。在填写过程中，“紧急事件”发生了——烟雾从墙上的通风孔进来了。在单人组中，有75%的被试向实验者报告了烟雾；与此形成对照，三人组中只有38%的被试报告了烟雾，而且报告速度比较慢。最有趣的是，实验者还设计了第三种情况，这种情况下，三人组的报告率下降到只有10%，许多人直到6分钟实验结束时都没有去报告，而彼时烟雾已经浓到让他们咳嗽和揉眼睛的程度！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这几个三人组中，每组只有1人是真被试，其余2人都是实验者安排的“托儿”，他们故意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显得对烟雾毫无反应。那个真被试看到2人对烟雾无动于衷，于是在迷惑不解中拖延报告的时间，甚至最终把烟雾判断为“正常情况”！


第三，你必须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如果在突发事件中，你是唯一的旁观者，那么你会立即承担这种责任。然而，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你也许会让他们替你承担责任。


第四，你必须有行动的知识和能力。面对突发事件，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缺乏相应的能力（比如不会游泳），你可能不会采取行动。


最后，你还需要有行动的意愿。设想，你注意到了事件，然后准确地把它判断为紧急情况，并且感到自己有责任行动，恰好你还有帮助对象的能力，那么你一定会出手相助吗？未必。你还需要衡量一下行动的利弊。


在助人之前，你会本能地快速衡量一下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可能冒的风险。如果代价太大或风险太高，你很可能会放弃。这些代价和风险包括负伤甚至死亡（如果勇斗歹徒的话）、被诬告被起诉（如果遇到“彭宇案”中那个南京老太的话）、让事情变得更糟（小悦悦事件中就有人指责陈阿姨的救人方式有问题，可能加速了小悦悦的死亡）或者仅仅是让人看起来很愚蠢。


（四）


旁观者的冷漠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大量的悲剧。


2010年，42岁的英国女士西蒙·贝克在Facebook发布自杀遗言，她的上千名线上好友无人报警或相助，直到次日警方发现其遗体；2008年，一名美国男子在马路旁边把自己的儿子活活踩死，此人的家人、朋友及路人在旁围观，无人制止；2007年，一个中国小伙公车上抓小偷被捅10刀，周围乘客袖手旁观……


道德谴责无济于事，只有科学研究才能给出解决方案。知道了“旁观者效应”，我们就应该努力避免成为它的牺牲品。


如果你是受害者。


当紧急事件发生，你急需帮助时，你要克服不好意思的心理，勇敢地求救。你必须引起他人的注意，然后明确地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要克服向众人求救的心理，从人群中指定一个人帮助你，并且明确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如果可以，你要尽量降低他帮助你的成本和风险，消除他的顾虑。


如果你是旁观者。


当事件发生而你不确定情况时，你要记起“多元无知”的概念，并努力克服“预期性焦虑”；当有人需要帮助时，你要想到“责任扩散”的情形。“我们应该永远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时一样去行动。”


有趣的是，在很多年后的2007年，人们经过考证发现1964年那场经典的谋杀案其实是记者报道有误，吉诺维斯的邻居并没有38个，而途中也有人报过警。也许当初记者为了制造新闻效应而夸大了事件的情形，然而它却歪打正着地开启了社会心理学上一段重要的研究。人们可以为43年前的那场冷漠杀人案翻案，却无法推翻经过许多实验证实的旁观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