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早期情绪性对学步期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5-04-28
家庭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母的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是影响儿童早期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父母的影响作用占主导地位，但是并不能忽略儿童作为一个能动主体对父母的反向影响。家庭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家庭微系统内儿童与父母相互影响；儿童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儿童也以自身个体特质主动影响父母的养育方式等心理特征(Belsky，1984)。其中，心理学研究者尤为关注儿童早期气质如何影响父母的养育方式。
气质是指个体在反应性和自我调节方面稳定的、有生理基础的差异(Ｒothbart，1981)。情绪性(Affectivity)是反应性的重要成分，包括消极情绪性和积极情绪性。早期的消极情绪性主要表现为受限后沮丧(Distress to limitations)和恐惧(Fear)等；积极情绪性主要表现为微笑大笑(Smiling and Laughter)等(Ｒothbart， Derryberry，＆ Posner，1994)。其中，受限后沮丧和微笑大笑属于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恐惧属于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Carver ＆Harmon，2009)。在儿童早期，气质发展以反应性的发展为主(Ｒothbart，2007)。因此，本研究拟重点关注早期气质反应性中的情绪性成分，即受限后沮丧、恐惧和微笑大笑。
养育方式是指父母关于养育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它营造了一种情绪氛围，养育行为在这种氛围中得以表达(Baumrind，1971)。以往研究养育方式主要有两种模式，即类型界定的定性模式和维度划分的定量模式。本文选择后者，关注严厉(Harsh)、保护担忧(Concern/Protection)和接受(Acceptance)三个养育方式维度，考察儿童情绪性如何影响父母的具体养育方式。这是因为上述三个维度均已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且已被证明对儿童日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Dallaire et al．，2006; Hiramura et al．，2010; Knutson，DeGarmo，Koeppl，＆Ｒeid，2005)。
以往实证研究探究了儿童情绪性如何影响父母的养育方式。然而，其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特别是有关消极情绪性的影响作用的结论不一致。多数研究表明，儿童消极情绪会引起父母的惩罚和严厉控制等消极型养育方式( Braungart，Garwood，＆Stifter，1997; Bridgett et al．，2009; Laukkanen，Ojansuu，Tolvanen，Alatupa，＆ Aunola，2014)。相反，也有研究表明，儿童的消极情绪会引起父母的敏感和保护等积极型养育方式(Bates，Olson，Pettit，＆ Bayles，1982; Kiel ＆ Buss，2011; Crockenberg ＆Smith，2002)。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对儿童消极情绪性成分的界定不一致， 以及所关注的儿童情绪性分化的阶段不同。
首先，以往研究要么将消极情绪性的两个成分受限后沮丧和恐惧结合在一起(Braungart et al． ，1997; Bridgett et al．，2009)；要么仅研究其中一个成分(Kiel＆ Buss，2011; Scaramella， Sohr， Mirabile，Ｒobison，＆ Callahan，200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受限后沮丧和恐惧均属于消极情绪性， 但二者分别属于行为激活系统和行为抑制系统;而且这两者由不同的脑区控制， 其生理机制、 发展轨迹和作用方式也不同(Carver ＆ Harmon，2009)。由此推断这二者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将二者区分，深入考察消极情绪性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此外，微笑大笑虽与受限后沮丧同属于行为激活系统，但传递给父母的是积极的信号，它们对养育方式的影响也必然有所差异。
其次，尽管儿童情绪性具有中等水平的相对稳定性，但其却不断发展分化，即存在着绝对水平的变化(Casalin， Luyten， Vliegen，＆ Meurs，2012;Goldsmith et al.，1987)。尤其在儿童早期，神经系统的成熟导致情绪性的外在表现也不断变化。一般而言， 消极情绪性的发展先于积极情绪性;且消极情绪中的受限后沮丧和恐惧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二者最早均以普遍的消极情绪方式表现出来;直到婴儿1岁末期，恐惧才独立出现并迅速增多，这时二者开始分化(Ｒothbart，2007;Ｒothbart et al，1994)。例如，6个月时受限后沮丧和恐惧呈正相关， 但 10 和 13 个月时，该相关性消失(Ｒothbart et al．，1994) 。同样地，积极情绪性发展也受到儿童成熟影响。特别是儿童开始学步时， 由于恐惧和努力控制的快速发展，微笑大笑整体频率会减少(Casalin et al.，2012)。再者，积极情绪性所代表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微笑大笑的内涵在婴儿期产生了变化，即尽管在婴儿期自发性微笑与社会性微笑共存(Kawakami，Kawakami，Tomonaga，＆Takai，2009)，但随婴儿成长，其自发性微笑会逐渐减少，而社会性的逐渐增多(Spoufe ＆ Wunsch，1972)。由此推测，随着机体成熟，儿童情绪性所表现出的变化势必会导致其对养育方式影响的变化，而以往对这方面的研究仍不完善。
最后，随着时代发展，母亲走上工作岗位的日益增多，父亲参与婴幼儿日常养育活动的程度提高。值得关注的是，父亲和母亲在养育活动中担任的角色、与儿童互动的方式等诸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例如，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陪伴儿童的时间更长，给予儿童更多的照料( Cabrera，Tamis，Bradley，Hofferth，＆ Lamb， 2000)。母亲更多地负责儿童的日常生活，而父亲主要担当玩伴的角色 (Lamb，1977; McBride ＆ Mills， 1993; Ｒoopnarine ＆ Mounts，1985)。母亲给儿童提供的身体看护和情感支持显著多于父亲，而父亲提供的教育指导显著多于母亲(Moon ＆ Hoffman， 2008)。父亲自身亦认为其配偶对子女有更多的情感支持，而自己则有更多严厉、控制的行为(Winsler，Madigan，＆Aquilino，2005)。由于养育活动中父母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其养育方式受到儿童情绪性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气质是指个体在反应性和自我调节方面稳定的、有生理基础的差异(Ｒothbart，1981)。情绪性(Affectivity)是反应性的重要成分，包括消极情绪性和积极情绪性。早期的消极情绪性主要表现为受限后沮丧(Distress to limitations)和恐惧(Fear)等；积极情绪性主要表现为微笑大笑(Smiling and Laughter)等(Ｒothbart， Derryberry，＆ Posner，1994)。其中，受限后沮丧和微笑大笑属于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恐惧属于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Carver ＆Harmon，2009)。在儿童早期，气质发展以反应性的发展为主(Ｒothbart，2007)。因此，本研究拟重点关注早期气质反应性中的情绪性成分，即受限后沮丧、恐惧和微笑大笑。
养育方式是指父母关于养育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它营造了一种情绪氛围，养育行为在这种氛围中得以表达(Baumrind，1971)。以往研究养育方式主要有两种模式，即类型界定的定性模式和维度划分的定量模式。本文选择后者，关注严厉(Harsh)、保护担忧(Concern/Protection)和接受(Acceptance)三个养育方式维度，考察儿童情绪性如何影响父母的具体养育方式。这是因为上述三个维度均已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且已被证明对儿童日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Dallaire et al．，2006; Hiramura et al．，2010; Knutson，DeGarmo，Koeppl，＆Ｒeid，2005)。
以往实证研究探究了儿童情绪性如何影响父母的养育方式。然而，其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特别是有关消极情绪性的影响作用的结论不一致。多数研究表明，儿童消极情绪会引起父母的惩罚和严厉控制等消极型养育方式( Braungart，Garwood，＆Stifter，1997; Bridgett et al．，2009; Laukkanen，Ojansuu，Tolvanen，Alatupa，＆ Aunola，2014)。相反，也有研究表明，儿童的消极情绪会引起父母的敏感和保护等积极型养育方式(Bates，Olson，Pettit，＆ Bayles，1982; Kiel ＆ Buss，2011; Crockenberg ＆Smith，2002)。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对儿童消极情绪性成分的界定不一致， 以及所关注的儿童情绪性分化的阶段不同。
首先，以往研究要么将消极情绪性的两个成分受限后沮丧和恐惧结合在一起(Braungart et al． ，1997; Bridgett et al．，2009)；要么仅研究其中一个成分(Kiel＆ Buss，2011; Scaramella， Sohr， Mirabile，Ｒobison，＆ Callahan，200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受限后沮丧和恐惧均属于消极情绪性， 但二者分别属于行为激活系统和行为抑制系统;而且这两者由不同的脑区控制， 其生理机制、 发展轨迹和作用方式也不同(Carver ＆ Harmon，2009)。由此推断这二者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将二者区分，深入考察消极情绪性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此外，微笑大笑虽与受限后沮丧同属于行为激活系统，但传递给父母的是积极的信号，它们对养育方式的影响也必然有所差异。
其次，尽管儿童情绪性具有中等水平的相对稳定性，但其却不断发展分化，即存在着绝对水平的变化(Casalin， Luyten， Vliegen，＆ Meurs，2012;Goldsmith et al.，1987)。尤其在儿童早期，神经系统的成熟导致情绪性的外在表现也不断变化。一般而言， 消极情绪性的发展先于积极情绪性;且消极情绪中的受限后沮丧和恐惧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二者最早均以普遍的消极情绪方式表现出来;直到婴儿1岁末期，恐惧才独立出现并迅速增多，这时二者开始分化(Ｒothbart，2007;Ｒothbart et al，1994)。例如，6个月时受限后沮丧和恐惧呈正相关， 但 10 和 13 个月时，该相关性消失(Ｒothbart et al．，1994) 。同样地，积极情绪性发展也受到儿童成熟影响。特别是儿童开始学步时， 由于恐惧和努力控制的快速发展，微笑大笑整体频率会减少(Casalin et al.，2012)。再者，积极情绪性所代表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微笑大笑的内涵在婴儿期产生了变化，即尽管在婴儿期自发性微笑与社会性微笑共存(Kawakami，Kawakami，Tomonaga，＆Takai，2009)，但随婴儿成长，其自发性微笑会逐渐减少，而社会性的逐渐增多(Spoufe ＆ Wunsch，1972)。由此推测，随着机体成熟，儿童情绪性所表现出的变化势必会导致其对养育方式影响的变化，而以往对这方面的研究仍不完善。
最后，随着时代发展，母亲走上工作岗位的日益增多，父亲参与婴幼儿日常养育活动的程度提高。值得关注的是，父亲和母亲在养育活动中担任的角色、与儿童互动的方式等诸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例如，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陪伴儿童的时间更长，给予儿童更多的照料( Cabrera，Tamis，Bradley，Hofferth，＆ Lamb， 2000)。母亲更多地负责儿童的日常生活，而父亲主要担当玩伴的角色 (Lamb，1977; McBride ＆ Mills， 1993; Ｒoopnarine ＆ Mounts，1985)。母亲给儿童提供的身体看护和情感支持显著多于父亲，而父亲提供的教育指导显著多于母亲(Moon ＆ Hoffman， 2008)。父亲自身亦认为其配偶对子女有更多的情感支持，而自己则有更多严厉、控制的行为(Winsler，Madigan，＆Aquilino，2005)。由于养育活动中父母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其养育方式受到儿童情绪性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综上所述，受限后沮丧、恐惧和微笑大笑对养育方式的影响可能不同，而且这种影响可能随时间和父母性别而异。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追踪设计，旨在探究6个月和14个月时儿童的受限后沮丧、恐惧和微笑大笑如何影响24个月时的父母养育方式，以及这种影响是否随机体成熟而产生动态变化。之所以追踪考察婴儿期和学步期， 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1)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开始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儿童早期阶段， 但相关研究未全面考察上述三方面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2)6个月时，儿童情绪性虽较此前有所稳定， 但其表现形式尚未分化；到14个月时情绪性已分化(Goldsmith et al．，1987;Ｒothbart et al．，1994)。(3)儿童24个月时，面对宝宝所谓恐怖的两岁阶段(Terrible- two stage)，儿童要求独立地探索世界，父母面临独特的挑战，此刻的养育方式具有里程碑意义(Shaw ＆ Bell，1993)。此外，国内对婴儿期至学步期的相关研究还略为空缺。本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儿童早期情绪性的发展，进而预测父母的养育方式，这将对促进儿童未来的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
（摘抄自《儿童早期情绪性对学步期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 江苏省心理学会研究生分会夏敏编辑）
